在乾隆的小舅子里面，孝贤皇后的弟弟傅恒是极有福气的。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小舅子都能像傅恒那样有这份福分与待遇。譬如另一个小舅子、慧贤皇贵妃的弟弟高恒，他的待遇可就不怎么样了。高恒先祖为世居辽阳的汉人，大概在满洲崛起前后被掳为内务府包衣。

作为八旗中特殊的群体，“包衣”在满语中的意思为“奴仆”，这部分人在旗籍上被列入另册且为世袭群体。换句话说，他们上一代是“包衣”的话，其后代在通常情况下也将一直是“包衣”身份。

在八旗中,“包衣”并非独立组成部分而从属于其主人所在的旗，如皇帝的“包衣”属于“上三旗”（ 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归内务府管理，主要担任皇宫中的各种勤务。而其他王公贵族的“包衣”，则属于“下五旗”（正蓝旗、镶蓝旗、镶白旗、正红旗、镶红旗）。

需要指出的是，“包衣”虽然听起来不雅且其从事的都是琐碎的后勤厮役工作，但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些人往往比普通旗人更容易获得上升或发财致富的机会。

如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即正白旗“包衣”出身，但他一直是康熙皇帝的亲信，长期掌管内务府下属的“肥差”——江宁织造。另外，“包衣”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也可以当官，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当上了大学士、总督之类的高官。如康熙朝正白旗下的“包衣”李士桢，后官至广东巡抚；再如慧贤皇贵妃高氏之父高斌，也是其中一例。

慧贤皇贵妃高氏为高斌长女，大约在四阿哥弘历成婚后（雍正五年）通过选秀女的方式进入府中，其最初仅为使女，地位不高。

雍正九年（1731年）时，弘历府中一下宫女子遇喜；十一年十二月时，一宫女再度有喜。不过奇怪的是，两次遇喜均未有子女出生的记载。

十二年三月，雍正亲自下谕，将“宝亲王使女、高斌之女着封为王侧福金”（即侧福晋）。

在随后的谢恩折中，其父高斌奏称：“伏念奴才女儿至微至贱，蒙皇上天恩，令侍候宝亲王，今乃于使女之中超拔为侧福金”。

从这些语焉不详的记载中或许可以推测，四阿哥弘历府中这位两次怀孕而两次流产的下宫女子很可能就是高氏，否则高氏也不会被突然提封为侧福晋。

而从这些记载也可以看出，高氏年轻时或许姿色过人，温柔体贴，否则弘历也不至于对她如此迷恋。

由于当时弘历只有正福晋富察氏（即后来的孝贤皇后）和两位侧福晋（另一位为庶妃富察氏，即后来追封的哲悯皇贵妃），高氏之地位显而易见。

雍正十三年乾隆继位后，高氏被诏封为贵妃，而另一位侧福晋富察氏于当年去世（继位前），高氏遂成为皇宫中仅次于孝贤皇后的第二人。

（按：清宫中皇后以下的嫔妃等级与数量分别为：皇贵妃一人，贵妃两人，妃四人，嫔六人，贵人、答应、常在为非主位的庶妃，所以并无定额。）

同年，高氏母家也由内务府包衣抬旗入满洲镶黄旗，这在当时自然是极大的恩典。雍正驾崩后，高斌奏请入京觐见，乾隆批示说：“两淮盐政职任最为紧要，不必来京。若明年冬初无事可奏请来京。汝女已封贵妃并令汝出旗，但此系私恩不可恃也。若能勉励，公忠为国，朕自然嘉奖。若稍有不逮，始终不能如一，则其当罚，又岂可与常人一例乎。”

或许因为天生纤弱、气血不足，或许是早年落下了毛病，高氏在乾隆年后一直身体不佳，此后再无生育，一生也并无子女。乾隆九年（1744年），高氏旧疾复发，在其病危之时，乾隆将之晋封为皇贵妃，以慰其心。但就在两天后，高氏终因病势沉重、回天乏力而于乾隆十年正月二十五日去世，年约三十五岁。事后，高氏被谥为“慧贤皇贵妃”。

由于当时乾隆陵墓尚未完工，高氏金棺暂安于静安庄殡宫。直至乾隆十七年十月，高氏与孝贤皇后、哲悯皇贵妃同时葬入清东凌之裕陵。

从《心写治平》画像上看，高氏兰心慧质，相貌秀美，眉梢间有一种清丽婉约之美，这或者与其早年熟读诗书有关。

也许因为这个缘故，慧贤皇贵妃与孝贤皇后一样深得乾隆宠爱。每年宫中的家宴，慧贤与皇后均为头等桌，菜式菜品完全一样，而其他妃嫔则为二、三等桌。

圆明园中，乾隆的妃嫔们都住在天地一家春，但只有皇后与慧贤皇贵妃有单独的住处，后者所在为景色绝佳的韶景轩，离乾隆的寝宫很近。

在众多妃子当中，乾隆只给少数几个人写过悼念诗，其中尤以孝贤皇后及慧贤皇贵妃高氏最多，由此也可看出这两人在其心目中的地位。

慧贤皇贵妃去世当日，乾隆在挽诗中自称“伤逝之感，不能释于情”，诗中有“廿年如一日，谁料沉疴臶；嘱我为君难，不作徒背面”之语，语气哀婉，情意真切。

此后数年，乾隆每至填仓日（即仙逝之日）均做诗怀念，以追忆过去、寄托哀思。

孝贤皇后去世后，乾隆每作填仓诗必将孝贤与慧贤并提，如十四年所作：“已是伤神日，尤然韶景春。三年才过忌，周岁又思人。”

十五年填仓日则在诗下自注：“慧贤皇贵妃于此日仙逝已五阅岁矣，而孝贤皇后二周年将次又及，抚景追昔不禁神伤。”

十六年诗下自注：“忆慧贤皇贵妃以乙丑是日薨逝，而孝贤皇后又以戊辰春月东巡至济南抱病仙逝，三年之间两失故侣，触绪伤怀何能己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