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第91届奥斯卡里，《绿皮书》一举获得最佳影片奖。

　　紧接着，3月1日，《绿皮书》就迅速走进了国内院线，让观众一睹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风采。

　　出乎意料的是，《绿皮书》刚在中国内地上映第4天，就累计票房1.34亿，作为中国内地影视奥斯卡最佳影片开票方亚军，仅次于《泰坦尼克号》。影片口碑，也高居不下。

　　也难怪《华盛顿邮报》评论道，奥斯卡依靠偏好投票制所选出来的影片，往往很难被人们讨厌。

　　《黑人司机绿皮书》(The Negro Motorist Green Book)

　　《绿皮书》的名字取自《黑人司机绿皮书》(The Negro Motorist Green Book)，这是一本在种族歧视仍广泛存在的年代，为了帮助黑人旅行者安全穿越这片充满敌意土地的出行指南。

　　书里记录着美国各地对黑人友好的旅馆、餐厅等场所列表，一切都是为了避开歧视的雷区。

　　这本“出行攻略”拉开了这部公路电影的序幕——两位跨种族的男性，一白一黑，拥有截然相反的肤色与人生境遇，而就是在这样巨大的反差里，为了巡回演出，他们踏上了一段欢乐与障碍并重的公路之旅。

　　如此听来，不过是一般轻喜剧的路数，似乎并不值得奥斯卡应有的重量。

　　而有意思的，却在于两点，一是身份认知的互换，二是故事时间点设置的选取。

　　白人Tony，是意大利裔移民。

　　与传统的白人形象不同，他过着大家族式群居生活，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比起知识，他更相信拳头的力量。

　　他生活在美国的底层，时常为家庭的生计而发愁。他粗野、原始而张狂，像一颗粗粝的沙。

　　但即便如此，他在影片起初，仍是一位对有色人种报以歧视的种族主义者。

　　相反的是，黑人Shirley，是一名顶尖的钢琴家。

　　如同一个披着黑皮肤的白人，他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热爱古典音乐，拥有三个博士学位，会说八国语言，住在纽约卡耐基音乐厅上层的奢华公寓，举止儒雅，风度翩翩。

　　他出席各种上流的场所，懂得最优雅且恰到好处的社交礼仪，硬要说他的缺点，大概就是好酒与这辈子都没有吃过炸鸡。

　　Tony与Shirley，就像我们刻板认知里黑人与白人的身份互换，打破本身的固有印象。

　　于是我们才会看到Shirley是如何教Tony正确写出一封动人情书，Shirley又是如何在Tony的怂恿下亲自动手吃下第一块美味的炸鸡。

　　所有的笑料，是来自于这种反差。正如影片所有的种族苦难，也是来自于这种反差。

　　第二，是时间点的选择。

　　故事设置的时间点是1962年，虽然距离废除奴隶制已经百年，但黑人民权运动才刚刚拉开序幕。

　　1955年，黑人裁缝女工罗莎·帕克斯，因拒绝在公共汽车上站起来为白人让座而被捕，理由是蔑视当地关于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的法规。

　　蒙哥马利公共汽车抵制事件由此蔓延开来，标志着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风潮的开始。

　　而这整个种族为争取人权而抗争的时代，其实比我们想象中更为漫长。

　　虽然196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宣言草案》，但那时在马里兰州以南的美国南部，仍没有哪一个州公布反对种族歧视的条文。

　　我们熟悉的马丁·路德·金，也是在1963年才发表了震撼世界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

　　可见，影片里的1962年，就像卡在一个夹缝里的蛰伏期，无人知道前方即将发生什么。更何况是在充满火药味的焦灼南方。

　　在影片里，我们也随着Tony与Shirley巡回演出旅行的不断南下，也不断加深感受着有色人种在自己国土的艰难处境。

　　用逼仄的壁橱给Shirley当更衣室、盥洗室也要有白人与黑人的区分，不允许黑人试装的西服店，甚至Shirley演出的酒店都不允许黑人进店用餐……

　　在走出纽约之外，这片属于Shirley的国家与土地，对他并无任何的善意。

　　而对于他执意南下表演的原因，用他合作者的话说就是“成为了一个天才还不够，要改变人们的观念是需要勇气的。”

　　其中，最令人屏住呼吸的一幕，是Tony把车停在南方的山间小路进行维修。而路的一边，是顶着烈日耕作的黑人农民。

　　当他们看到西装革履的Shirley被白人Tony“照料”之时，不免投来疑惑与不解的目光。

　　这一幕，Shirley与黑人农民们的对望，把种族与阶级的鸿沟的问题放大至最大化，把美国种族歧视历史伤痕摊开在影像里。

　　电影《绿皮书》当然是Happy Ending作为结束，以圣诞节的团聚与烛光，家人的欢声与笑语为节点，最终打破了Tony对黑人群体的偏见，从这段“公路”友谊里得以和解，与Shirley拥抱，从此成为终生挚友。

　　但个体的和解不意味着群体的和解，在现实世界里，反种族歧视的道路仍在继续延伸……

　　2005年，那位曾经因为坐着拒绝让座，而让黑人民族站起来的女工罗莎以九十二岁高龄去世。美国著名黑人女性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对此发表演说道：

　　我要再次感谢你，罗莎姐姐，不仅因为你对抗了那名你坐了他座位的白人男子，不仅因为你对抗了巴士司机，也不仅因为你对抗了法律，而且因为你对抗了历史，一段四百年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人们一直认为你根本不值得理会，当然更不值得重视。我要感谢你没有让座。

　　在这段漫长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里，为此做出牺牲的人并值得感谢铭记的太多太多，远不止我们所提到的罗莎·帕克斯或马丁·路德·金那么简单。

　　真实的Don Shirley

　　包括这部改编自真实故事的《绿皮书》里，那位真正的Don Shirley，同样也是一位积极投身于黑人民权运动的音乐人，他也曾在1965年参加了美国民权运动里著名的塞尔玛游行。

　　这些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从《为奴十二载》、《月光男孩》、《黑豹》再到《绿皮书》等影片的夺奖，越来越被“政治正确”的舆论帽子牢牢扣住。

　　但或许我们也该思考，为何在我们群嘲奥斯卡的背后，现实仍是以白人高达71.7%的比率作为银幕世界的主角?

　　《绿皮书》揽获奥斯卡大奖，也许不像影评人与专业影迷期许的那般“实至名归”，但这部可见历史深度，也可观乐趣温情的电影，的确值得每一个人走进影院。